219年冬月，夜色压着沅、资两水的波光，零陵的城门紧闭，风吹旌旗猎猎。城楼上，三十岁的习珍抚剑而立。关羽败讯传来已有十余天，江陵、公安相继易帜，荆州腹地一片惶惶。人人都在算计活路，唯有这位北部都尉仍在琢磨守城之策。
消息最刺耳的，是“麋芳、傅士仁献城”六字。关羽父子就义的悲凉还悬在众人心头，背叛却接踵而至。零陵军士的眼神从炽热变得飘忽，市井里甚至出现了“孙仲谋用人宽仁”的小道议论。信念松动，比刀剑更快。
习珍没有急着集军议，他先让弟弟习宏暗访民情。结果不算乐观：粮仓剩不足三月，甲胄参差，兵丁两千余，大半是本地乡勇。更糟的是，邻近的桂阳太守贾乔已开始与东吴来往，独木难支的味道扑面而来。
夜里兄弟对灯而语。“大哥，硬抗只会两败俱伤，不如权降待机。”习宏低声提议。习珍沉默良久，只道一句：“汉中王待我不薄。”火盏将他面孔映得坚决。最终，他采纳了权降的计策，却暗中嘱咐亲信保留兵籍，准备再起。
翌年正月，零陵郡表面插上了青龙旗。孙权手下故汉臣潘濬率舟师溯湘而上，表面宣慰，实则探虚实。酒宴上，潘濬举杯笑问：“将军何不自此高枕？”习珍回以一礼，嘴角含笑，眼底却已锁定退路。
二月，习珍趁潘濬返武陵之机，同樊伷、陈恂等七县守吏连夜起兵，斩吴吏，毁郡印，自署邵陵太守，移驻校夷界。山川险阻，一时成壁垒。东吴水军长于平阳，入峡谷却伸不开拳脚，孙权颇感头疼。
硬碰见红，不得不说，潘濬的软刀子更厉害。他带来降书，言辞恳切：“弃暗投明，富贵可期。”使者话未落，就被羽箭逼退。习珍拄弓怒喝：“宁作汉鬼，不为吴臣！”二十余字，山谷回声轰然。
三月初五，吴军转而围山断粮。山民悄然撤离，木栅后只剩不足五百人。箭矢用尽，兵士削竹为簇；米糧枯竭，就煮榆皮充饥。雨夜里，篝火昏暗，士卒依旧唱着《大风歌》，气势反倒更烈。
一个月后，外援仍不见踪影。自知大势已去，习珍披甲集众，“受汉家雨露，死亦无憾。愿诸君各寻生路。”话音落，他抱剑自刎，鲜血染甲，山花亦红。部下痛哭，多半突围南走，少数殉城而亡。
噩耗传到成都，刘备正在筹划伐吴。闻习珍殉国，他默然良久，赐谥赠邵陵太守，厚恤其家。法统尚在，忠骨可慰，蜀中官署为此停朝一日。史册寡言，却留下一行冷峻文字：“习珍拒吴，自杀。”
习珍的名字没有进入《三国志》，也未被《演义》渲染。资料散见《襄阳耆旧记》《太平御览》几行小字，像残星般微弱。可若细读219年至220年间的荆州版图，就会发现七县突然复叛、吴军延滞，都是他留下的刀痕。
这种刀痕提醒后人：樊城一役后，荆州并非瞬间沉沦。主流叙事里的投降、被俘之外，还有另一群人，用固执甚至绝望的方式拖住了进攻的步伐。个人之死，很小；格局之变，很大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习珍的“假降再起”并非孤例。史家张晏注《汉纪》时提到，江夏亦有义军效仿。只是他们缺少强有力的外援，终被各个击破。西南山地因此成为蜀汉后期仅剩的屏障。
试想一下，如果刘封、孟达当年能及时派兵南下，与零陵、上庸呼应，荆州或许不会那么快易手。历史没有如果，但这条被忽视的支线，让人看清同盟体系的脆弱。政治上的一丝裂缝，足以吞掉一州之地。
习珍之死，还有另一个侧面：孙权对旧汉人采取的“先抚后剿”策略。潘濬、朱然皆曾经略有犹豫，却最终成为东吴栋梁。对比之下，习珍的选择像决绝的石头，虽被洪流淹没，却激起浪花。
翻检零陵旧志，还能找到习氏后裔。嘉靖年间，当地乡饮酒礼中仍会朗读先祖遗训：“爱国不爱财，求仁不求人。”字句简单，却道出那个家族流传百年的精神坐标。
在烽烟已散的今日，再回望219年的零陵城楼，那道瘦削的背影早已被风沙掩埋。名字可被遗忘，立场无法抹去。关羽失荆州的悲剧中，他像一枚不起眼的钉子，短暂，却锋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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